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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园林:文人诗意的栖居地

    作者:佚名时间:2017-08-19 09:47:33来源: 点击量:0


    根据史料记载,中国远古就有园林。但是把园林作为赏玩的空间与审美的对象,并从中体现出一种文人的雅趣,却是后来,也就是两汉以后,才渐次出现的。从历史上看,文人造园在明清以前就有很大的发展。而要追溯其中审美情操的建构,则不得不从晋代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开始。
      公元353年,晋穆帝司马聃在位,年号永和。这一年暮春,著名书法家兼文人王羲之,集合一班当时的名士,在今浙江绍兴西南郊区的会稽山阴之兰亭相聚,按古代习俗,举办春禊活动。今天看来,这其实是当年的一种文人雅集。事后收集其人其作,出版诗集,由王羲之写序,并亲自援笔书写,不仅留下了千古妙文,更留下了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绝写,以其旷世之才,为后人创作了可以反复吟诵与不断摹写的艺术范本。
      距离王羲之写《兰亭序》半个世纪之后,有一位官场失意的文人陶渊明,在复杂而残酷的人际关系网中历经多年挣扎之后,决定放弃被那个社会视为正当的所有名利追求,不再因五斗米而向“乡里小儿”折腰,完全归隐田园,去过一种类似自耕农的简单甚至贫困的生活。他发现自己原本“质性自然”“心惮远役”,因而对于“归去”怀抱欣喜之情。就这样,在一天早晨,陶渊明开始实施他的归隐理想,挂印而去。在归隐的路上,这位“质性自然”的诗人兴奋异常,写下了著名的《归去来辞》。
      在这篇如行云流水般畅然的辞赋中,陶渊明有意无意间阐述了中国园林之精神要旨。一句“园日涉以成趣”,即描写了归隐生活的愉悦,也让日涉之趣的“园”,成为文人安贫乐道、物我两忘的重要的空间场所,从而为摆花弄草、营园造池之意义奠定了价值基础。同时,陶渊明还把园艺与琴书、泉水与木石视为一体,成为共同建构这一特殊空间之诗意的重要因素。从这个角度看,虽然陶渊明并没有明确的造园实践的纪录,但文人造园,在我看来,实起始于这位参透人生的伟大诗人。
      对文人造园思想产生深远影响的著名文人则是唐代诗人王维,他性喜佛玄之道,好老庄之理,建有辋川别墅,为其晚年归隐处所。他的诗与画,表明其对自然有着非同一般的了悟与理解。
      大约在公元732年,唐开元20年前后,从宋之问手上得到蓝田辋川别墅的王维,一直隐居在这所私人园林中,以满足其日益强烈的山林意蕴。也就在这一年,王维本想与好友裴迪一起入山,但又不忍心影响他的科举课业,遂独自成行,在山中转悠,沿途所见所闻,心境与景物合一,徒生诸多感慨,于是写了一篇短文给裴迪,以一种空旷悠远之意象为依归,从画人敏锐的视觉出发,对眼前见闻做了一番诗意的描述。其文虽短,却和300年前陶渊明的《归去来辞》有着同样超然的遁世观。两人处境多有不同,而其中思绪,竟然异曲同工。
      在这里,我们又一次看到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人生态度,以自然为居所,而让诗意统摄这居所的内外,然后再内化为人的情感主体。在王羲之,俯仰之间已为陈迹,人生的短促与自然的博大相映而成,自然就是最大的“园林”,人居其间而不知老之将至。在陶渊明,造园是无须提及的俗事,自然在诗意的观照中而清雅,日涉的园趣便也乐在其中了。在王维,辋川别业并不是居所的代表,而是归隐山林的象征,步仄径临清流,多思曩昔,与友人携手共同赋诗,这才是居住的意义。尽管唐时文人造园还没有像明清两代那么兴盛,但其中对于自然与人生的看法,却已然成为一种共识,为后来的文人造园准备了审美的思想库。
      从历史来看,王维始终以诗名胜,画其次。他在蓝田置辋川别业,其中的布局与建构,则体现了一贯的山林思想。辋川别业并没有留传下来,但是王维却为了这个园子创作了传世名作《辋川图》。后人正是通过这幅绘画作品而获得辋川别业的若干细节,并成为文人造园的一个先行样板。
      但是,王维的画名在当时并不彰显。甚至包括陶渊明,直到宋时,都还没有今天所看到的名气。尽管南北时,归隐已经成为一种士大夫的行为,甚至成为往上爬的“终南捷径”,但作为一种意识的扩散,包括在居所中体现超然物外的闲散思想,就不得不追究到北宋的大文豪苏轼了。陶渊明的地位经苏轼推荐而提升,已经有不少学者对此颐绩索隐。在谈到诗画关系时,苏轼从王维的艺术实践中总结道:“味摩诘之诗,诗中有画。观摩诘之画,画中有诗。”至于两者相通的门径,便是一种文人气息。清人王文诰对此评论说:“道玄虽画圣,与文人气息不通,摩诘非画圣,与文人气息通。此中极有区别。”
      当然,苏轼是从画与诗的角度,而不是从园林的角度去高度评价王维,但文人造园的核心就是营造诗意,在复杂的空间中建构文人气息,所以两者在意蕴上是相通的。况且,这诗意的形象化,还要归功于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发展。正是山水画本身,使得诗意这种“文人气息”获得了一种视觉样式而得以被观看,进而被赏玩。所以,尽管苏轼谈的是诗画,尽管《辋川图》真迹早已不传,但所有这些因素汇总起来,就构成了明清两代江南文人造园的重要的情感资源,从而让园林脱离礼制建筑的等级规范,而上升为审美层面的样板。从这个意义看,文人造园的意义在于诗意的栖居,让园林真正成为别致的自然beplay体育app客服与高雅闲居的场所。也就是说,园林体现了一种文人的人生态度。苏轼在一篇讨论绘画的文章中,谈到了“常形”与“常理”。苏轼尽管在谈绘画,但他的“常形”与“常理”的说法,却对此后1000多年来的文人山水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就园林方面来说,江南文人造园的意境与趣味,也可以追溯到苏轼的这个说法上。正是对有限的场所做不同的空间处理,致使中国园林在其高峰期与成熟期时,所呈现的面貌,几乎不约而同地具有一种迷宫式的特征。在我看来,这是把“常理”说贯彻到造园中的一个有趣结果。自然,就具体的造园术来说,“常理”并没有成为一种指导性的理论,甚至被提到的地方也不多。园林意境的造就,包括风格的形成甚至定型,其实和中国的山水画有着莫大的关系。而在山水画里,尤其是宋以后的文人画,其趣味与格调,更成为明清两代园林兴建的审美依据,其中,就包括了民间艺人对文人画理论的理解与再运用。“常理”之说恰恰是这些理论的一个基点。
    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我把苏轼列入对中国园林,尤其是文人园林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人。虽然历史上没有留下他参与造园的史实,他自己也没有对园林发表过类似诗文那样的明确看法,但这无妨。苏轼对后世文人画的影响,是有目共睹的。如上所述,文人画与文人造园,在某种意义上是统一的。只是,文人画是雅事,园林是赏玩,而造园则属于工匠的范畴。在中国传统社会,工匠就是工匠,无法和绘画这样的雅事相比。但赏玩本身却又渗透了文人的气息。这反倒说明,园林是文人生活的一种方式,园林实现了诗意栖居的审美意图。园林就是一种诗意的栖居。但也正因为造园属于工匠的事,所以文人在赏玩园林、体验诗意的同时,少有、甚至不愿意过多讨论具体的造园之术。这也是为什么一方面中国文人园林相当发达,另一方面关于造园的书籍却如此稀少的原因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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